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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的争议焦点为：在于继父殴打未成年子女是否属于变更抚养关系的法定情形。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〉婚姻家庭编的解释（一）》第五十六条规定：“具有下列情形之一，父母一方要求变更子女抚养关系的，人民法院应予支持：……（二）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不尽抚养义务或有虐待子女行为，或者其与子女共同生活对子女身心健康确有不利影响；……”该条所针对的情形，应当包括离婚父母一方，明知一起生活的其他家庭成员（如现任配偶）对由该方抚养的未成年子女有持续性、经常性的家庭暴力等行为，却持放任态度。本案中，根据公安机关的调查，继父卿某的殴打行为，造成赵某乙轻微伤后果，其行为已明显超过一般家庭教育的范畴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》第二条关于家庭暴力的认定。朱某作为赵某乙的母亲和直接抚养人，对此明知但是仍放任其未成年子女遭受继父殴打，故可以认定朱某未尽到监护职责，不能为未成年人提供安全的生活保障，由其直接抚养不利于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成长。综合朱某和卿某对未成年人赵某乙的上述行为，法院认定赵某乙不适宜再继续跟随朱某一起生活，应当依法变更抚养关系。

此外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一千零八十四条第三款规定：“离婚后，不满两周岁的子女，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。已满两周岁的子女，父母双方对抚养问题协议不成的，由人民法院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，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。子女已满八周岁的，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。”该条虽然只强调了在确定抚养关系时，对于已满八周岁的子女，应当尊重他们的真实意愿。但是这不表示对于未满八周岁的子女，就无需听取其意见，可以不尊重其真实意愿。事实上，听取未成年子女意见，尊重其真实意愿是落实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应有之义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》第四条规定：“保护未成年人，应当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。处理涉及未成年人事项，应当符合下列要求：……（五）听取未成年人的意见；……”该规定旨在保障未成年人的表达与参与权，将其从被动的受保护对象，提升为积极的权利主体，从而更准确、更人性化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。本案中，赵某乙虽未满八周岁，但是实际年龄已超过七周岁，对于其生活环境的利弊以及身边人待其的态度有基本的辨识能力，能够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愿。经询问，赵某乙表示现在跟随赵某生活很愉快，在新的学校也比较适应，明确表示不愿意再跟随朱某及继父一起生活。因此，赵某乙的真实意思表示，可以作为变更抚养关系的重要参考。